反动军警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更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５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６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６月１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６月３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１７０名学生被捕。４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余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投入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五四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６月５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２万余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章、陆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济南、青岛、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此时五四运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这次大罢工为标志，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斗争精神，极大地震撼了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６月28日是巴黎和会的签字日。此前北洋政府曾电令中国专使，如期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拒签和约的运动又在全国开展起来。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7000余份，旅法华侨和留学生１万多人于28日凌晨包围中国使团寓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并列出偿命名单。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展开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